那么，退却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办法吗？闭关之后不会出现新的问题吗？应该说，隐居虽然可以安抚那些仕途失意者焦灼的神经，但真正意义上的隐士应该是住在深山老林中，以农耕为生，以采集为生，非常物质上贫穷。而且，荒野中经常有猛兽出没，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在古代中国，生产水平低下，如果真的隐居，也不得不这么做。自己为了衣食，可想而知那会是多么严重。非常艰难。 （其实即使是现在，出去隐居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说实话，我看到了一位博主所谓的“隐居生活”，种菜、自制桌椅等等，几分钟就劝他退了，只留下“心所欲”）因此，我们会听到诸如“王孙喜回来了，席中山不能久留”之类的喊声。

所以，石和殷这两个看似相反的双方，如果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完美的。是的，以中国古代人的智慧，他们早就看透了这一点，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官隐士”或“朝隐士”——他们虽然身在朝堂，但心地冷漠、淡漠。 。

“潮音”的典故与春秋时期的刘下惠有关（杨雄《法言·原迁》）。可以说，这种做法是相当古老的。后来的朝代都充满了这种风格的人。文人真正向往的是物质富裕、精神自由的隐逸生活。尝试一下：

使者有肥沃的土地和大房子，背山有水，周围沟渠池塘，四周竹林环绕，前有花园，后有果园。船只和战车足以应付行路的艰辛，命令足以缓解四体的战斗。用珍餐养育亲人，妻儿无劳苦。好友相聚，有酒有菜；吉日时，会配上羊羔和海豚。徜徉奇园，嬉戏平原森林，沐浴碧水，追逐清风，钓游鲤鱼，驰骋高远。讽舞鸮下，高堂回吟。在闺房里抚慰心灵，思考老人的神秘；平静地呼吸，努力成为一个完美的人。他与师父数弟子，论道讲学，崇尚两礼，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奏响《南风》雅乐，抒发清商美妙乐章。无忧无虑的生活之上，放眼天地之间。到时候你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你的命就永远保住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可以上天，上汉，超越宇宙了。我怎能羡慕自己的丈夫进了皇室？

简单总结一下：生活环境优美，奴隶很多，不需要辛苦劳作。可以经常请朋友吃饭喝酒，然后做一些优雅的事情比如弹钢琴，就有足够的精力去钻研养生。这段话出自《后汉书·仲长通》。应该说，这就是“对生活的向往”。中国古代文人哪个不想成为钟长通呢？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说说唐朝。在这个相对开放的王朝，官与隐的矛盾被降到了更低的程度。虽然自高宗、武则天以来已形成大规模的求贤纳士之风，但开元年间，朝野一致推举贤才，存在着浓厚的治学风气。有功有士的学者。穷书生的春天来了，盛唐追求官位的时代也来了。思潮盛行，这一时期出现了一股求官文学创作的热潮。大诗人李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你一定熟悉他那句“仰望天空，大笑而出，如何成为蓬蒿人？”与此同时，通过归隐获得好名声并希望当选朝廷的“曲线救国”也应运而生，即“中南捷径”。即使在当今王朝，也有大量的官吏和民间的文士。

盛唐时期，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士大夫积极进取，努力建功。到了唐朝中叶，内忧外患频繁，各方斗争激烈。混乱的政局让士大夫无所适从。于是，自我适应和自我保护就成为中唐文士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也是白居易曾经面临的一个问题。

《旧唐书·白居易传》记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仍为北齐五兵大臣简之孙。”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小官家庭。少年时受家庭熏陶，熟读儒家经典。他原本是一名设计师。他通过科举跻身社会上层。贞元十六年即位，开始了长达39年的仕途。本以为自己能在政治上大有作为，当热血青年白居易挽起袖子想要改变世界时，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元和十年七月，宰相吴元亨被劫杀。鞠义丞相评其不义，急请缉拿贼人，以报国耻。宰相认为宫臣不处于谏的地位，所以不宜先谏官再说话。会有人一向对鞠义不好，他们会离开鞠义，谈论浮华和不道德。其母观花落井而死，鞠易写下《赏花》、《新井》诗，对名教大害，不宜留在那里。周兴.执政党对其言行深恶痛绝，贬为江标刺史。诏书一出，中书社员王雅尚评论说，居义所犯的条件，不适合治县。诏后，授江州司马。 ——《旧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不当言论而被贬的。写信要求彻查武元衡遇刺事件，已经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但事实上，武元亨的谋杀案涉及几大诸侯势力。情况非常敏感和复杂。朝中和中央无人敢说话。 “出面”的白居易引来各方敌意。另外，平时不喜欢白居易的人还用了《赏花》和《新井》这两首诗（这两首诗已经没有流传下来了，因为白居易的母亲在赏花时掉进井里淹死了，所以写了这么一首相关的诗） （诗不孝。）攻击白居易不孝而引起的道德讨论，显然是“欲刑之罪”。

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开始反思。渐渐地，他对官场的厌倦反映在他的诗中，他开始有了退休的念头。一方面，出身中小官员家庭的白居易深知生活贫困的痛苦，他不能坚决隐居；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他又不能放弃知识良知，随波逐流。再加上之前隐士思想的转变，就诞生了“中隐”思想。

不做朝廷官员而是当地方官员就是这种想法的体现之一。熟悉白居易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白居易因“武元衡事变”被贬之前，他在宪宗手下的主要职务是左十一。左十一属于谏官，专门向皇帝进谏，是宪宗面前的“红人”。人”（详情请参阅文末链接）。 “武元衡事件”后，白居易刻意远离纷争，甚至主动请示外职。可以说，白居易早期虽然不是高官，但他却非常接近政治斗争；后期的白居易看似地位崇高，实则远离政治斗争。

尤其是大和三年（829年），五十八岁的白居易写下了《中隐》诗，正式宣扬了“中隐”思想：

大印住朝市，小印住秋帆。秋凡太冷漠，市井太喧闹。

还不如躲在中间，躲起来当官。仿佛出来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不忙也不闲。

既不费力气，又免饥寒。常年无公事，但每个月都有钱。

如果你喜欢来这里，城南有丘山。如果你喜欢闲逛，城东有春园。

如果你想喝醉，就出去参加宴会。罗中君子多，谈得愉快。

欲卧高处，必藏于深处。无车无马，常上门来。

一生中，很难两全其美。廉价意味着痛苦、冷漠和灰心，而高贵则意味着烦恼。

只有这里的隐士才会受到祝福和安全。青桐和风月就在这四人之中。

寂寥山林中的小音和喧嚣都市中的大音，显然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白居易追求的生活方式是“中隐”。尤其是晚年，白居易“隐”为闲官、科官。洛阳虽然被称为六都，但其实是同一个地方，没有长安那样复杂的政治环境。科官很少有公务，所以白居易不参与政务，也没有工作。涉及对与错；洛阳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可供游览，当时的好友裴度、刘禹锡等人也曾居住在洛阳。当然，还有丰厚的薪水，才使得这种悠闲自在的生活得以建立。

“中音”强调身心的自然结合。不再迷恋寂寥的山林，不再迷恋喧闹的市井，也未尝不可。尽情享受风景和花园的乐趣也是可以的。或许换句话来说，我还是要当官，但我内心对国家、民族、政治命运的关心已经转变为对安逸生活状态的关心。身体外在遵循世界规律，内在却追求自我平衡。

所谓“隐逸”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从内心构建一个精神世界的乐园，而不用担心外在的形式。白居易“常年无公事，月月戴钱”的和谐美好生活，受到当时中唐学者的普遍认可。友人刘禹锡赞道：“人间生欢喜散，人间仙人自在快乐。”白居易去世后，唐玄宗李祯曾作诗纪念他：“文章已流行，一时思念，心酸不已。”可以说，白居易当时的声誉并没有受到损害。

到了儒学逐渐盛行的宋代，白居易平衡官场与隐逸的行为受到质疑。朱熹说：“乐天人常说自己高贵，其实爱官职。诗中凡是富贵，都言之有理。”朱子的话真是严厉，甚至可爱。为什么白居易一提到“财富”就忍不住流口水呢？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过，宋人对一个作家的评价一定是根据他的人品。他们坚持从“品格”看“文学品质”。唯一能让宋人挑不出毛病的人，就是陶渊明了。明朝与杜甫。当然，这种以儒家为主导的理学成为明清两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明清两代的文士大多看不起白居易。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发展白居易“中隐”理念的却是北宋文人。当时的朝廷一方面吸引士人，另一方面也肆意迫害文人。对朝廷的失望感与儒家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是北宋文人矛盾而痛苦的共同心理。

白居易是一个复杂的人，北宋的一些文人也很复杂。 “中隐”可以看作是调节文士政治需要与隐逸追求之间矛盾的平衡机制。这其实可以和我之前提到的北宋陶渊明的中兴结合起来。集体崇尚道，必然与时代环境有关。然而，由于自身和社会的种种限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隐居。

最终，白居易没有选择彻底隐退，这或许并没有为后世的文人提供了平衡危险的职业和悠闲的生活的途径，也为文人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创造了可能。苏东坡甚至将“中音”发展为“心音”——外在形式不再重要，关键在于心境。

严格来说，“中隐”的做法确实有点委婉，但仔细想想，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一生都在与平庸作斗争。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历经沧桑，还能保持初心，并不算是胜利。